佛学不仅仅是出世的,它其实也充满了对人世的关怀和洞察;佛学更不是避世或者厌世的,滚滚红尘中,它一样是管理的利剑,因为它给你的智慧,是你人格的力量。
缘起——色——空
“
缘起色空”这四个字,是佛学的核心,也是般若(智慧)和菩提(觉悟)的基础。
缘起,就是关系或者条件,是发生,是存在。比如您现在看见我的这些文字,这就是缘起,是一种缘分;又比如一块儿黄金,被一个巧匠雕塑成一个金狮子,这也是缘起,黄金作为材料被巧匠的手加工了之后,金狮子就出现了,是谓缘起。
色,色是一切物质存在,并不仅仅指女色或者欢好。一切物质存在,这范围就大了去了,太阳是色、石头是色,我的身体、你的衣服、他的汽车、这些文字,这些都是色。《金刚经》也是色,“如是我闻”只是启发你佛性的工具,不是佛性本身;甚至就连佛像也是色,不管是洞窟里面的还是寺庙里面的,都是要引起你心灵感应的物理外化,所以佛陀才说“以色见我、是谓邪魔”。
空,空绝对不是没有的意思。我们看老子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那“无”也绝对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所以“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以“无”的方式去做,忘我才是无为的真谛。佛家也是一样,这个“空”不是说没有、不是空虚、空荡荡的意思。“空”在佛学上的特定含义是说一切物质都没有实在的独立的自性,通俗点说就是一切事物都不是自己能左右自己的,都要靠别的条件、靠外在的根据,这事物才能出现和存在。
空就是不自由,因为身不由己。
那回过来我们看,缘起色空,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依靠一定的条件才存在的;就是说宇宙间的一切物质和事物现象的生起变化,都是有相对的互存关系(或条件)的,都不是自己独立出现的。
这就是缘起色空,佛家由此感慨,我们永远是不自由的。
我们现在的皮囊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主的,而是靠以前的一些原因而出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坚硬或者繁华”也都是不自由不自主的,也都是脆弱的依靠着之前的一些条件而出现的;外在条件变化了,我们也就变化了,所以有因才有果。
佛家的这个缘起色空,其实和我们唯物主义上说的因果是有些类似的,总是前一个事情的发生引起了后面一个事情的发生。
中学的历史老师说秦始皇修了万里长城,再加上后来武帝时候的远征,所以匈奴只好西进,而被匈奴打败的欧洲“土著”蛮族只好往更西更南跑,结果造成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再后来,法兰克之后形成了欧洲的"三家分晋"也就是今天法、德、意的格局,这是长城和欧洲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世界是普遍联系着的,地球上摆着无数的多米诺骨牌。现在的时尚就更酷了,号称因为南美的一个蝴蝶扇动翅膀,所以今天北京有雾。
这些规定了我们存在的外在条件或者关系呢,有些近在眼前,细心些的话我们也许能够了解,能够观察到,有些就远的不知道在哪,以至于我们经常会粗鄙的以为它们不存在;有的是我们能去掌握或者尝试去掌握去控制的,去控制它的发生或者不发生,有的我们就根本掌握不了控制不了——并且,归根结底,这些条件中的绝大多数是我们不能了解和不能掌握的,所以我们说世事无常,美人白头,所以我们说好的管理人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我们说“如果、如果在那个七月的午后,如果你只是静静的走过……”
也所以,我们在高山流水知音知己能够在偶然间相遇、相识、相知的时候,会激动的握手感慨说:猿粪呐。
条件决定存在
西方学者黑格尔曾经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人家说的这个合理,不是价值判断角度上的合理,不是说存在的就好,就伟大正确光荣,就有道理,而是说只要是存在的就肯定是有存在的条件依据的,换句话说,要是不存在了,肯定是那些条件、依据、关系发生变化了,不存在了——这后半句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的升华性阐述,总之,了解这样“归因”方式的推理也是我们人类最要紧的思维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条件。
总之,人家说的这句话,说的是现实逻辑的问题,是技术角度的,而不是伦理评价;是属于康德哲学理论中纯粹理性批判(真)的范畴,而不是实践理性批判(善)的内容。所以黑格尔在这篇名为《法哲学批判》的著名文章中还特意补充了一句“自然界本身是合理的”。
这个“条件决定存在”的道理在黑格尔之后又被我们的意识形态掌门人发展成了更完整更经典的阐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
所以,条件决定存在,没有条件,或者条件不齐全,都没有存在。所以,你想要一种社会形态,就去培育和催生她存在的社会条件,比如法治或者宪政。
这种条件决定事物存在的道理,叫色即是空;而这样色即是空的道理是体现在宇宙间所有的事物、所有的现象、所有的物质上面的,无一例外,这就叫空即是色。
那决定存在的条件都有哪些呢?这“色即是空”到底有多“空”呢?
比如您现在在看我的这些文字,这是一种缘起,这样的缘起需要什么条件呢?需要我有时间把我的这些想法写出来,不管我的思考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有意义;还需要我把这些文字传到网上来,否则放在家里您也看不到;需要您恰好此时有空上网,浏览一下别人都在胡扯些什么,而又恰好您看到了我的这些荒唐言辞,这样,您就看到了我写到这里的这些字。
但是,这些条件就够了么?就实现了你我之间的这次缘起了么?远远不够,这些条件中其实还包括:
需要我至少粗浅的掌握了汉语,当然,这汉语首先要有人发明并且之前有很好的老师把它传授给我,我才能在现在把这些胡扯的话转换成文字;而且我恰好曾经学习过打字,有能力把“满脑荒唐言”敲成word文件;我的电脑需要可以显示中文,还需要有中文输入法;我们两个正好都有上网的条件或者机会,我们也都会基本的网络操作;今天的网络服务器刚好能够正常工作,你我的电脑也没被病毒彻底瘫痪掉;还有,您刚好也懂中文,刚好鼠标处或网页上出现了我的文字,刚好你没被其他网络“热击”信息吸引走,而本网页又能正常打开,我的这些文字又没有因违法而被政府屏蔽掉,您又刚好不是非常讨厌我的这些文字所以非常富于耐心和同情的一直看到了这里….等等等等。
天呐,你我之间这可是不一般的缘分呐。
再比如,我们看到一朵花是红色的,我们就说我们看到了红花。这也是一种缘起。
红花的存在条件是什么呢?首先,因为先前大自然演变的沧桑过程,有个这个物种,这朵红花作为物种当中的一个具体的“色”又恰好生长在这里;其次,有光线照射到了花瓣上,一些光线被吸收了,一些被反射回来的,反射回来的光线恰好能够进入我们的视网膜,并通过神经传达到脑组织,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她;最后,还恰好我们把这种频率的反射光线进入大脑的感应用中文语言定义为“红”,所以才有“红花”,而不是“硬花”、“肉花”、“腐败花”。
简单的看到了一朵红花,居然也需要这么多的条件,其中最要命的,还要涉及“语言也是色相”的问题。
语言只是人类创作的符号,最初用来象形记事,后来用来思维表述,但语言终究并不是它企图去对应那些真相的本身,在一个“红花”的概念形成之前,其实已经有无数的先前条件已经存在着了。
有意思的是,这个不要为语言所束缚的理念是很多哲学和宗教的共同告诫,是共通的。我们看六祖慧能体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不是说什么都不想,而是说不要被束缚住,传感到脑神经上的电磁波引起的感觉、那种脑神经脉冲是本质,把这种感觉表达为、定义为红是表相,所以佛谒有云:
空手握锄头,
步行骑水牛,
人从桥上走,
桥流水不流。
我们听老子说“名可名非恒名”,意思也是告诫不要被人为的语词或者概念束缚住自己的思想,要知道语言所能表达的终究是有限的,假设我们把“步行”定义为“骑水牛”那“流”为什么不能用来表示“固定不动”呢?
一个老年丧子的男人,怎么用语言去表达他的哀恸之情?所以只能“执手想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作为安慰;我们追一个尤物般的美眉,要会说“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你的爱慕之情”——对语言局限性的认同是此时默认的前提。
总之,宇宙万物和人性感情,一切存在的事物都远远比语言本身要丰富和复杂的多。
我们说管理哲学的四大方法就是怀疑、定义、归纳和直觉,从怀疑开始而归于直觉才是一个完整的哲学过程,才是我们管理能力的完整的积累过程,是我们人格力量充分成长的过程。
看一朵红花,可能并不能吸引多数管理人太多的志趣,看一个名车或者美女,可能就会引起更多的脉冲,而且好像已经无论欣赏者的性别了;但“由此及彼、推己及人”却丰富无限,红花美女豪宅名车都是一样的色空,这个就好理解了。
再如,我能不能得到这些利润,或者当上这个集团董事,我能不能得到奔驰汽车的订单,亚运村附近这几百亩地会不会属于我,上海迪斯尼这个项目我能不能拿下来,又有哪一个色相不是由无数条件组成的。
好,话说回来,总结我们上面所谈论的,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事物的成就,都是无数个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从事生活和管理的一个最要紧的基本定理。
非哈佛式案例
2006年,俞敏洪领导的新东方成功上市,俞老师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教师。这和中国开放、全球化兴起、美国经济发达、俞老师勇于创业、新东方的公司化改制、优秀的团队、风险投资的进入,等等等等的这些条件有关,但是还有一些条件是并不进入我们眼帘但是确实客观存在的。
1775年5月,美洲殖民地13个州的代表在费城召开大陆会议任命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在这次会议上13个代表以7比6的票数投票决定:英语击败德语成为13个州的“国语”。
这就是冥冥之中新东方的条件之一。
这就仿佛恩格斯说的“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因此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绝迹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不过幸运的是,这次新东方的成功大约可以被形容为是知识的、文明的胜利,而不像美国历史在没有富裕到可以讨论人权话题之前那么血淋淋的。
1950年秋天,中央音乐学院的杨荫浏和曹安和老师去江苏出差,顺便去了无锡;恰好有刚刚从苏联进口的先进的钢丝录音机,他们带着了;恰好他们听说过无锡有一位不错的民间艺人叫阿炳,恰好他们找到了阿炳。
于是,1950年9月2日,他们给阿炳的演奏的二胡乐曲进行了录音。更是千钧一发的恰好的是,阿炳是在这一年12月去世的,是在录音之后的不到3个月的时间。
1951年录音的唱片出版,名字叫《二泉映月》,剩下的大家都知道了。
看,这仅仅是在那一年的当中,就需要这么多的条件凑在一起,都满足了,才出现了这个结果。而且最令我唏嘘的是,如果再晚几十天的话,也许世人就永远听不到这些可以令小泽征尔感动的痛哭跪地的伟大音乐了。
您也许会说,这些个只是文化上的事情,和管理有什么关系啊。我拜托您,现在北京上海满世界都是些个文化公司,有谁能做出二泉映月这么一个项目出来,发掘出这么一个产品出来,那老板岂不要睡觉都被自己的笑声惊醒?这是怎样伟大的成就啊,商业利益、社会利益、品牌效应,你就等着数钱、上镜、甚至换好了短裤准备上台当某某年度人物去吧。
这《二泉映月》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项目的故事,唯一的区别就是人家后期并没有进行当代这种商业化的运作而已,放在今天,你大可以“海选二泉粉丝”。
我们去考察任何一个财富故事,都会发现财富之所以创立,总是有一些决定性的条件是在之前就出现了或者成立了的,老百姓的口头表达,说那是一种机遇。
什么是机遇?机遇就是条件,准确的说就是那些本来你没机会也没能力去左右的那些外界条件,而又刚好是对你企图达成的目标不可或缺的外界条件,这就是机遇。
什么是企业战略?什么是审时度势?其实就是要你去搜集、分析、总结这些条件,包括那些你可为的和那些你不可为但是有可能出现的条件,研究怎么促成、怎么利用、怎么整合这些条件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已。
反之,失败也就是把条件搞错了而已。
比如经常有人说宪政,或者有人说移植,也就有其他一些人来反对,甚至说中国不需要民主。这样的争论真的是很麻烦,其实大家都没有错,也没有对——这不是我鸡贼,扯个骑墙主义出来,而是大家都只谈理想不谈条件,这事情其实就难以讨论。
说宪政好的自然是有道理,但他们并不管去经营宪政的条件,而主要是把自己的理论渲染的精彩,然后拟出售与帝王家。中国的知识份子在历史上一贯是依附型的,是被豢养的,到现在如果仍然习惯于机会主义的把宪政理想完全寄托在政治自觉上,这宪政理论恐怕就是学者自己谋生立论的手段和招摇旗号,而非其政治理想了。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要去经营“宪政的社会条件”的话是极艰忍的事情,尤其是在一个浮躁的、正在被文化殖民的环境中,这坚忍就更难得、更勇毅。剑桥学派的马歇尔说历史没有飞跃,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条件N不具备,靠政治自觉可能也能换得暂时的成果,只是这成果不坚固,同样会被新的另一种自觉所出卖。移植也是一样,移植如果能够连带着全部的条件一起克隆的话,这真美好。
不过,我还是衷心希望更多的厚学长者越来越投入这经营社会条件的事业中来,演进国民的文化和思维,催化更厚重的经济条件,直到条件成就为我们的民族盛世,唯社稷同胞之福利,小可宁愿跪求大家了,请勿拍砖。
当然,地球遍布多米诺不等于说世界就是多米诺。一个事物一般不仅仅是靠某一个条件而出现的,中国的长城不是影响欧洲格局的唯一因素,这谁都明白;一个条件也并不仅仅是只影响某一个事物的出现,长城的影响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大泽乡的起义和最近“到此一游”的砖刻。
但事物和条件之间的相生关系是普遍存在的,条件决定事物的存在,或者,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学的媚俗一点,索性称之为“条件决定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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